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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知解除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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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3-11 15:50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若想解除合同,是否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便可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在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情形较为复杂,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通知解除合同的前提】

合同单方解除权是一项形成权,也即,在当事人享有该项权利的情况下,其发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便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所有合同方都当然地享有单方解除权,合同一方享有单方解除权主要有如下两种情形:

一是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也即,依据合同法第94条,一种是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解除权,另一种是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解除权,包括拒绝履行、迟延履行和根本违约。除此之外,发生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时,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6条规定旅游者有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等情形时,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

二是当事人享有约定解除权。也即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当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时,约定可以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享有解除权。


审判实践中,部分法院不论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只要另一方未在异议期限内以起诉方式提出异议,就判决解除合同,对此,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明确“这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有关规定。”,该通知指出,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还需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决定合同应否解除。这条规定意味着,即使被解除一方未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异议权,也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因为通知合同解除的当事人不一定享有解除权,对此法院仍需进行审查。


合同一方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在实践中需要对此予以判断。

就法定解除权而言,关于不可抗力,需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如一时的不可抗力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便不能随意主张解除合同。关于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也称预期违约,单方解除权必须在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合同债务时才能行使。该情形下的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必须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表示不履行其债务,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而不必解除合同。关于对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下的合同解除,迟延履行的对象需为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债务。如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巳经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主要债务,只是迟延履行了合同的次要债务,则只能要求迟延履行方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因此解除合同。


北京律师封跃平律师指出,在迟延履行下,必须对对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催告,只有当对方当事人在给予的合理的履行期限内仍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才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也称根本违约,根本违约的构成必须具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是指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剥夺了另一方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即违约行为和使另一方蒙受重大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主观要件是指违约方能够或应当预见其违约的后果。在人民法院报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这样的表述:“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因此有必要对法定解除的条件进行分析。本案中,导致新建公司与研究所签订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是新建公司化学制浆工艺生产被关闭,并非研究所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研究所迟延交付工作成果,也不能必然导致争讼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新建公司不能以研究所迟延履行义务为由解除合同,进而达到请求研究所返还已付加工费用的目的。”(本案案号:(2008)莲民三初字第139号;(2009)西民四终字第131号)即是对迟延履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分析认定。


就约定解除权而言,最高院《会议纪要》明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不享有解除权的合同一方单方解除合同的,视为违约。在浦阳公司与乐购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浦阳公司在无解除权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合同,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案号:(2009)浦民一(民)初字第275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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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向合同相对方发生解除合同的通知,二是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行使解除权。

行使单方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需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解除权需在一定期限内行使,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最高法公报案例(2012)民再申字第310号中法院指出,在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亦未在合同中约定时,何为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应当由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二是需有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也即如《合同法》第96条规定,应当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解除合同的通知只能向合同对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方未向对方提出而是在其他合同中与他人约定解除前述合同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除此之外,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如果继续接受对方的履行,表明其已接受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其解除权消灭,双方的合同并未解除。在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简阳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投资有限公司等及成都星展置业顾问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在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接受了京龙公司逾期支付的价款而未提出异议,表明其已接受京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因此,最高院认为,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本案诉讼前已经确定的合同效力及履行状态,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对抗京龙公司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原则。(本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54号)


北京律师封跃平律师讲述,通过诉请法院解除合同的方式行使解除权,若法院作出合同解除的判决,则合同解除时间为何?在实践中具有争议。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博达公司有权行使法律赋予的解除权,并认为博达公司通过提起诉讼解除合同,因此以向中铝重庆分公司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的时间(2015年7月5日)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认定案涉协议于2015年7月5日解除。但在二审(2019)最高法民终511号判决书中,最高院认为:“博达公司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本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案涉协议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进而认定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协议解除的时间为起诉状送达中铝重庆分公司的日期,属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而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55条第2款中,却规定“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而直接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因此,未来当事人通过诉请法院解除合同的方式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时间是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还是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之日,答案并不确定。目前可参考最高院的上述裁判。


【对方异议权】

解除合同的受通知方享有异议权,此种异议权应作广义理解。首先,《合同法》第96条同时规定了合同解除的异议制度,明确了受通知方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行使其异议权。其次,在最高院公报案例(2012)民二终字第116号判决书中,法院指出: 对方以诉请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否定解除通知、解除效力进行救济,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并不否定除请求确认通知效力之外的通过诉讼否认解除合同的其他救济方式。因此,解除合同的受通知方行使异议权,不仅可以通过直接诉请否认解除合同效力,也可以采取诉请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等方式,但对解除合同效力的否认,都需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明确规定了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期限问题,即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为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因此合同解除的效力不受对方提起诉讼的影响,只有在法院确认合同解除无效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因不发生效力而自始无效。如果法院最终判决合同解除,则合同解除的时间依旧为解除权人通知到达对方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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